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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党史教育的心得体会篇1
摘要：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尤其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几十年来发表了大量填补学界空白的研究成果，他所主编或共同主编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共领袖人物传记，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对人物的评价力求公正；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察了历史的复杂性；注重夹叙夹议，在历史发展的关键之处常常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
关键词：金冲及 中共党史 党史人物研究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2期p67—p73
责任编辑：马征
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读书，1951年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算得上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正如《中国历史评论》在对金先生的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既是人民共和国专业史学传统形成的见证人，也是这种传统的构建者之一。”自195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金冲及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在方法和风格上影响了几代学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领域，他虽从中国近现代史开启学术生涯，但在前者中成果更多、影响力也更大。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金冲及先生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尤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曾说：“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二十多年，花力气最多的是主持编写几部传记。大体说来，书中由我执笔或改写的文字大约占三分之一。我觉得当主编不能挂名，应该对全书每一个字负责。”这实在是金先生自谦。笔者粗略翻看过当年留下的各种书稿档案，感觉由他执笔或改写的比例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徜徉于这些文稿的字里行间，能深切感受到金冲及先生的深厚学养、扎实功底和求真精神，很能体会他治史之德、学、识、才的高度统一。
一、“看活”史料展现人物立体形象
金冲及先生研究党史人物，首重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将研究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史学传统历来讲求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有的学者甚至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所以，在史学界常听人反复申说史料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无不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金冲及先生在大学学习时曾系统地听过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等老师的课，受到正规而严格的史学训练，极看重史料的作用。他常讲：“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观察和对待历史事实。”“尽可能系统而详细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首先必须做到的事情。”因为“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这可以说是衡量历史研究成果价值的根本尺度”。而对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作为后来人的研究者通常不能去重新经历、去直接感受它。只有对事件发生时的历史环境、社会氛围、思想风气，以及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经历和具体表现了解得越全面、越深入，才能尽最大可能恰如其分地接近这个“历史实际”。而了解这一切，靠的就是“历史实际”留下的各种痕迹。
金冲及先生主编的首部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周恩来传（1898—1949）》，就是他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后严格按照上述方法写出的著作。编写项目启动时，在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尚有不少研究者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了对周恩来发自肺腑的崇敬和热爱，以至有人对要编写这样的传记觉得不妥，认为“我们哪有资格来评价周总理呢？”如何破除顾虑、展开工作？金先生带领编写组从基本资料工作开始，搜集到当时条件下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史料，包括：邓颖超珍藏多年的周恩来作文手稿、旅日期间所记日记，周恩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起草或修改的电报、文稿、书信，以及相关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编写组还访问了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人，走访了周恩来活动过的重要地区，搜集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专题性资料。
翔实的史料使传记的编写成为可能，但历史的迷雾绝不会因资料的堆积而自动消散。要在浩如烟海的大量史料中找出真相、理出脉络，更需要编写者具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和敏锐的历史眼光。金先生带领的编写组将这些分散的资料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力求使历史的书写符合历史实际。在这一过程中，金冲及先生特别强调对资料“要边读边思考”，“读资料时，就是在从丰富的史料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当你头脑里有了苦苦寻求答案的问题，读资料的时候，平时也许会轻轻放过的几句话会突然从纸面上跳出来，使你一下明白了事情的究竟。”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材料“看活”。具体说，便是“看久了又在脑子里再现出来，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中间有什么争论和困难，好像是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事情”。金先生将其生动形象地比作看电影：“一张一张胶片都是静止的，不动的，但是放在放映机上用电力充进去一摇，在荧幕上全活了。”研究工作中的这种“电力”便是正确的理解力，甚至包括某些基于事实的想象力。这些功夫下到，写作才能水到渠成。
阅读、研究了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以后，一个活脱的、生动的、血肉丰满的周恩来形象就在编写者心目中基本活现出来。随后，通过平实又带有情感的笔触，把它描述出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周恩来形象。在这本传记中，我们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这种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周恩来作风中的重要特点是每当确定一个工作目标后，总是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周密地落实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措施，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决不草草了事或半途而废。”哪怕是一位对周恩来相当陌生的读者，看过后也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生动而基本准确的印象。
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金冲及先生不仅注重运用广角镜头描绘整体形象，而且注重用特写镜头描绘事态发展中诸多关键性的细节。诚如他所言：“对重要的党史人物，……首先要选择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因为“重要党史人物之所以能成为那样的人物，首先是靠他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这些常人难以企及的品质”。比如，金冲及先生主持的传记编写组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定见，一切从史料出发，一五一十地厘清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地指明其历史局限。中共六大后，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逐渐抬头。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革命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他与李立三仍有所区别。《周恩来传》根据史料具体指出：“周恩来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周恩来“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是认为它已经到来”，而是“要‘准备’和‘促进’它的到来”。而李立三“却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从而很快把全国武装暴动提到行动日程上来”。“这是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这是周恩来后来能很快站在反立三路线方面的重要原因。”
邓颖超同志看过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后对他说：“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最难能的是，你们对许多材料去伪存真，写进传记里，使得历史上一些误传的情况得以澄清。我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好，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对文风我很满意。你们把收集到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研究、选材，组织起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这是一次最好的尝试。”“你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思考和组织材料，这一点值得你们发扬，至少要提倡这种写作方法。”
可见，金冲及先生在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中，运用大量史料，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对人物不诿过、不溢美，对人物的善恶褒贬力求公正。这是他史德端正、史学扎实、史识敏锐的一个力证。
二、注重人物所处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一定的历史环境既包括当时的国际环境、社会生产力水平、政治状况，也包括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弥漫的整体氛围，还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习惯等。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复杂的形势和强大的对手，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又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与共产党同时代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等。历来的史学家对“背景”和“对手”这两方面都很重视。一则，历史不仅在时间上难以断然割断，而且“作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再则，如不做对手的研究，就会像梁启超评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年谱》时所指出的那样：“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在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注重历史的复杂性，是一条重要原则。在以研究中共领袖人物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内部会议上，他曾讲过作人物传记要注意的几个关系，并把“传主和背景的关系”作为首要的一条。他强调：“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和行动的。讲一个人，讲他一步一步的发展变化，都要把它放在比较宽广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人们面对的问题和问题的棘手之处，对这些问题存在什么不同看法，客观环境对传主的影响和制约，等等。这样，读起来才有立体感，才能使人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想和这样做，它的高明或不足之处在哪里，传主的贡献或作用是什么。”同时，他又提醒：“写的是人物传记而不是一般历史书籍，对背景就必须紧紧地扣着传主来写。”“不能简单地把别的书上对历史背景的现成叙述抄过来，这些叙述放在别人的传记中都可以，那就成了无的放矢。”金冲及先生治史中的这一特点，除开严格、系统的史学训练之外，大概也与他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在杨西光身边工作长达近十年。对此，金冲及先生回忆：“过去自己只有些书本知识和对一件一件具体事情引起的想法。而他（指杨西光——笔者注）在政治上十分敏锐，谈问题时总是从大处着眼，然后鲜明地抓住关键性问题，把道理和措施说清楚。”“他讲的都是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许多基本道理同历史研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这样潜移默化，自己思考和分析问题时在方法论上不知不觉地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注意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只是看到单独的一件一件事情。”这种风格在金冲及先生的著作中十分明显。
?周恩来传》写到周恩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传主一人身上，而是先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二十世纪初年，这种信念本已开始动摇。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竟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在广泛的范围内爆发，不能不使更多人觉得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种种思潮在此时又经历一番新的激荡，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无法施行的逐一被淘汰。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才会发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的感慨。作者此时再把镜头切回传主，讲述周恩来赴欧洲实地考察并“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才符合他思想发展的实际，使人读后才觉得顺理成章而不突兀。
金冲及先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将人物与对手的互动叙述得既准确又因其跌宕起伏而扣人心弦。这首先源于他治史中对“背景”和“对手”的重视，也得益于他转入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他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提出，编写组从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大势入手，写道：“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分别具体地分析：日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认为“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编写组一边叙述各方局势的发展变化，一边叙述传主的应对策略，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提醒，到“抗战、团结、进步”口号的提出，再到“有理、有利、有节”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策略的最后定型，传记避免了乏味而冗长的理论介绍，将抽象的理论寓于双方斗争的实践之中，着实精彩。读过之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更为清晰，也更为具体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所针对的种种倾向，更深入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高明之处。
金冲及先生在强调历史背景时，尤其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他说：“事情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他常喜欢引用陈云的一段话：“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尤其涉及中共党史中一些敏感问题，如前进中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金冲及先生更审慎地提醒，研究要注意避免流于片面。他以宽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从诸多方面回望历史，既全面而具体地考察历史之变，又深入而不违常理地探究变化之理，将经验和教训慎重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使得后人可以借鉴前人经验，少走弯路，将前人没有做好的工作处理得更少失误、更臻完善。
三、以“提神之笔”点出历史的关键
对历史人物作评价，是历史研究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也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评价。对于如何处理议论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体。你所要发的议论，最好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使读者读了你叙述的事实以后，自己便能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看完你叙述的事实后还不明白，需要你再发一大段议论后才能明白。议论的文字不是不要，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关键处或者需要特别引起读者注意处，画龙点睛地说几句，起到‘提神’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他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两位领导胡乔木、胡绳的论述中也反复出现。胡乔木曾说：“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则说：“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同时，“要有一点议论，不能光给人一堆事实。”金先生长期在两位党史前辈的领导下工作，对此自然印象深刻，他说：“乔木同志十分重视史论的结合。他强调文章里要有‘提神之笔’，‘对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点出来’，这样才能使读者抓得住要领，文章才会有生气。”“他所要求的议论更多的是‘夹叙夹议’，不是离开历史事实的泛泛而论。”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总在历史的关键之处，具有“提神”作用。所谓关键，一般来讲，是具有承上启下或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等，都是这样的节点。在金先生的研究中，每逢这样的节点，总会在充分叙事的基础上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读《毛泽东传》中“延安整风”部分时可见，作者在完整叙述延安整风的前前后后之后，评价道：“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短短一句话，便指明了延安整风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克服山头主义后的空前团结等方面带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根本性变化。这样的评论当然不容易下，需要作者整体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历史，从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一条或几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才可以在叙事时既能放得开以丰富历史的细节，又能收得拢而始终不偏离主线，才可以从后人看来是“必然性”的历史中发现更多的“选择性”，从而捕捉到别人不易察觉的历史脉搏。这样的评价和议论，在金冲及先生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常常出现。这些评价和议论，既总结前一阶段的历史教训，又指明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承上启下，使历史前后相继，浑然一体，既减少了割裂感，又突出了关键点。历史本身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书写它，所有的事才有清晰的来龙去脉，也才能看清楚前一段历史为后一段历史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而后一段历史又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还具有理论的高度。他一向重视理论，在为《中国历史学年鉴》写的专论中，曾专门论述现状、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并强调：“理论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逻辑的概括，自然是极其重要的。”曾和金先生长期亲密共事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也颇能反映金冲及先生对两者关系的看法。龚育之说：“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党的理论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党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党的历史中来的，从党领导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所以，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不能从概念出发，单纯的逻辑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依傍历史的经验），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叙述过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就整个党史研究来说，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
金冲及先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长于叙事，但他又能跳脱出具体的历史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写出兼具史学之长和理论之美的文章。他在中共领袖诞辰纪念时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他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心得体会。他在长时期内系统地读过这些领袖人物的文稿和档案，对他们的生平、思想，既从微观上了解每一个细节，又能宏观地总结出每一位领袖人物独有的性格特点和独特的工作方法。这些文章和讲话虽大都简短，但绝不简单。他将毛泽东工作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概括为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主要工作抓得很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以一句话——“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来表达中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深情。凡此种种，都生动传神地刻画了这些领袖人物形象。
金冲及先生在党史人物研究中的议论，“论人，能切中要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样。论事，能把事情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说得明明白白。论理，能娓娓道来，就像一位长者在心平气和地讲述，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使道理显得血肉丰满而让人触手可及、易于接受。”
金冲及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由此开启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生涯，在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在人们的思想多少还有些禁锢的年代，他能坚持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实属不易，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他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将中共领袖人物放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背景之下，放在经济发展、思潮嬗变的长河之内，放在整个民族艰难探索、砥砺前行的历程之中，时时处处充满着“了解之同情”，叙事平实而充满情感，议论深刻又高屋建瓴。这些中共领袖人物传记，尽管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缺陷，但在基本史实方面没有硬伤，在主要评价方面得到各界普遍认可，至今仍是我们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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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党史教育的心得体会篇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奋发前行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更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我们唯有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从党史中汲取不断前行的力量，才能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支柱和前进的灯塔。确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强大的精神支柱。有的党员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消极悲观，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究其原因，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就要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深入思考、联系实际，在政治理论的学习中学出对党的忠诚，学出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定，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只有从学习党史中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修炼自身道德品质，方能稳住心神、守住清白。
从浙江嘉兴南湖之畔的一叶红船，到今天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中国号”巨轮，我们党之所以能破除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立足实际、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
当前我们党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双重挑战，不论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或是开展反腐斗争等各项工作，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为人民谋幸福的新征程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党和人民的事业等不得、慢不得，消极懈怠换不来美好生活。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事业发展就会原地踏步。我们决不能被既有的成绩蒙蔽双眼、捆缚手脚，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和拼搏斗志，唯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更好开创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要把人民放在心中位置，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盼、解群众之所忧，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学习党史的成效如何终究要回到为民解忧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在为民担当作为中得到体现。
若处处以个人为中心，事事搞自我设计，忘了为民初心，便失了民心。只有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群众之忧，增进人民福祉，才能赢得人民衷心而持久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在新征程创造新辉煌谱写新篇章。
回望党史，汲取经验；面向未来发展，更思肩上重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唯有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在学党史中回望初心，坚定信念，勇于创新，我们才能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历史答卷。
2024年党史教育的心得体会篇3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对一个成立_年、执政_年的世界第一大党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历程，记录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艰苦奋斗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对共产党人来说，学习党史国史是必修课，也是汲取智慧养分、增强“四个自信”、激发精神动力的必然要求。
在学习党史国史中明白“我是谁”。有一句名言说道，“深深地沉思往事的意义，我们才能发现未来的意义。”一个人要活得明明白白，就要搞清楚“我是谁”，但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们是如何成为共产党的一份子的，这些问题都必须弄明白，只有搞清楚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真正做到爱党爱国。我们作为党组织的一员，要深深懂得，我们既普普通通，又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我们既要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走群众路线，又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我们必须强化党的意识，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我们要在深入学习党史国史中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牢记职责使命，勇担历史重任，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当好群众的“服务员”，书写人民满意的历史“答卷”。
在学习党史国史中明白“为了谁”。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到：“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发出“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誓言。98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党领导革命，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领导建设和改革，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自由幸福，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经常叩问自己，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干事业，是不是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工作，是不是做到了权为民作用、利为民所谋。我们要在深入学习党史国史中明白，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为了人民群众。
在学习党史国史中明白“依靠谁”。毛泽东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这是我们党98年历史证明的一条真理。98年来，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紧依靠人民，不断推进建设和改革事业，使得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98年历史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源泉，是我们最坚实的“靠山”，离开了这个“依靠”，我们就成了无水之鱼、无本之木。我们要在深入学习党史国史中明白我们的“依靠”，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从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中恪守人民情怀，真情为民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要在学好这门必修课中汲取“养分”，真正搞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2024年党史教育的心得体会篇4
党委第七次开展重温党章党史主题学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我感慨良多、受益匪浅。中国共产党在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诞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建立起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到今天有了建设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100年风雨历程充满艰辛与坎坷。我党历经战火洗礼和历史考验，其历史凝聚着无数革命党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对此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学习党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能力，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如何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我觉得应该做到两个牢记和两个必须。
这两个牢记，一是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理想信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对于我们共产党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失去了，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我们党的历史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厚的底蕴，正是因为每一名共产党人都牢记党的理想信念，不畏流血、不畏牺牲，朝着它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牢记党的历史经验。历史是一本严肃的教科书，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
学习党史，必须深刻领会，用心思考。不仅要入眼入耳，更要入脑入心。党的历史虽然只有100年，但党的每一次进步都来之不易，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冷静权衡。如果只学其法、不究其义，一味效仿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很容易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寻求出路、解决问题就更无从谈起。
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是为了吸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借鉴历史，解决好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这代人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
党的历史像一条河流，曲折但是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流动。穿行在100年的历史长河，点点滴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要做这长河中的一滴水，任他洪水猛兽还是壁立千仞都无所畏惧、坚定不移！
2024年党史教育的心得体会篇5
这段时间以来在集团公司党委带领下，党支部的组织多项活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这个活动给我们每一个基层党员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理论课，治疗了我们理想信念上的缺钙症。在这次教育活动中，我收获良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
1、坚持学习，稳固基??
在这次教育活动中，集团公司开展线上测试系统，有九个专题的学习内容，通过试题练习我基本掌握了我党的思想路线、政策和目标任务等内容，同时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党章》、《党纪》等书籍，使我的政治理论知识越来越扎实，不断更新我的知识库，让我的头脑更加明确新时代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张，打牢了政治理论基础，更好的坚定的跟党走，更好的贯彻实施党的要求。而且我也意识到坚持学习的重要性，要孜孜不倦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2、坚守初心使命
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共产党人的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既立志高远，又落到实处。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就是执政为民。这也要求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坚定自己的初心使命，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心里装着群众，装着集体，自觉坚定的拒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歪风邪气的诱惑干扰，保持一颗清心、一颗忠心、一颗热心，而且要坚守一颗初心，初心要守住，信念不能丢，理想要远大，脚步要踏实。
3、做一块被需要的红砖
本次主题教育活动要求我们党员坚定信念，坚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而下一步就是要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对于我们基层党员，工作岗位是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的阵地，在工作中如何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以前流行一句话，我是社会主义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所以我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做一块被需要的砖，而且是红砖。因为一块被需要的砖首先必须得是一块好砖，坚固耐用，其次我强调要是一块红砖，从里到外都是红色，颜色均一鲜艳。最后这块砖可以去到任何需要它的地方，另一层含义就是说它在哪里都可以起作用。也就是说共产党员要坚固政治信仰，内外一致不能做两面人，不断学习提升能力，讲奉献不讲条件，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勤奋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谈一谈本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对我实际工作生活的进益。通过这次教育活动的学习，丰富了我的政治理论知识库，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向，也增强了我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最近天气比较热，改性现场试生产大汗淋漓，是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激励着我坚持做完一系列的试验。当试验中遇到困难，我联想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在研究试验过程中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猜想，小心求证，不断用实践来检验真理。
2024年党史教育的心得体会篇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5日下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常言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见，“以史为鉴”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多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只有不忘历史，学习历史，才能不断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养分，才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苦难辉煌的历程，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才能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学习党史国史进一步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路，关键要看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华民族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到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正是无数中华儿女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的成果。这种探索和实践向世人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学习党史国史进一步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理论决定思路。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中，取得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历史性进步，都离不开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近百年来，这种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为中华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
学习党史国史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制度决定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体制，运用什么制度，“鞋子合脚才是好”。有怎样的制度设计，就有怎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状态。制度的“鞋子”合不合脚，人们穿上就知道。从三十多年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的制度探索与创新，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出乎史，入乎道。历史是的教科书。让党史国史之光照亮未来，给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24年党史教育的心得体会篇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过程中，全面系统梳理分析我们党曾经面临的重大选择、重大转折、重大挫折、重大斗争，深刻洞察我们党在处理这“四个重大”过程中展现出的坚守执着、历史清醒、科学态度和胸襟视野，必将有利于我们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真实、听清时代脉动，必将有利于我们从灵魂深处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从我们党对旗帜道路重大选择的坚守执着中坚定“四个自信”
毛泽东同志讲：“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望，才知所趋赴。”98年来，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或者说“秘密武器”是什么，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概括，但归根到底的一条，就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
回顾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黑暗境地。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无论是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无一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其中涌现出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正是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才能在经历一次次重大选择时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大踏步赶上世界文明进步潮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会深切感受到，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经过怎样反复比较和总结，坚定执着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就会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2、从我们党把握重大转折关头的历史清醒中坚定“四个自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纵观中国共产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而每一次我们党都能保持历史清醒，闯出“生路”、杀出“血路”，化险为夷、转危为机，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1935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在党和红军面临灭顶危险的生死关头，我们党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和国家事业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为了破除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从危难中奋起，我们党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伟大觉醒和重大转折。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会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每到重大转折关头，我们党总能站在历史制高点上，以高度的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廓清思想迷雾，使“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方向航行;就会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走出来的“人间正道”，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前途越来越光明。
3、从我们党对待重大挫折的科学态度中坚定“四个自信”
人类历史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历史在曲折中发展，在波浪中前进并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我们党的奋斗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挫折、磨难与失败，但总体而言，由于我们勇于并且善于对已经遭受的失败进行理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革命的历史，我们党遭遇的一个重大挫折是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一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甚至使党一度处于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面对这一重大挫折，我们党进行了深入总结和反思，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能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走出挫折的阴影、回归正确的历史前进方向。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总结，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会深刻领悟到，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不仅善于总结发扬取得的先进经验，而且善于以科学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靠自己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决自身问题;就会明白，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4、从我们党面对重大斗争的胸襟视野中坚定“四个自信”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坚持斗争、敢于斗争、在斗争中前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回望历史，当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民族危亡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为重，义无反顾地举起联合抗日的大旗。从此，无论是被迫长征，还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民族大义的制高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实现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不同阶级的大团结、大联合，最终共同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取得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没有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而是始终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永远保持着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何等的气度和胸怀!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我们所提倡和坚持的斗争，并不是为了争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庸俗争斗或争夺，而是作为一个先进的阶级、组织，为了实现社会最大多数成员最大范围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积极斗争。正是有了这种对矛盾斗争的科学认知和宽广视野，我们党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重大选择、重大转折、重大挫折、重大斗争”是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的。通过分析这“四个重大”，我们能更清醒地认识“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深刻地理解“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更深切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而从灵魂深处汲取历史智慧、激发奋进力量，坚定“四个自信”，增强跨越新时期“娄山关”“腊子口”的革命情怀和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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