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心得体会的写作，我们是很难让思维力得到提高的，能够引起别人的深思的心得体会肯定是值得赞扬的，你知道怎么写才合适吗，下面是好文溜溜小编为您分享的不宗教心得体会6篇，感谢您的参阅。
不宗教心得体会篇1
自从新条例颁布以来，在宗教界就掀起了学习条例的高潮，我本人也先后参加了5次集体的学习，自学也一直在进行当中，目前还在理解消化的过程里，谈一些粗浅体会，与广大同工同道交流。
新条例是在旧条例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和完善，旧条例有48条，新条例有77条，增设了许多新内容。相比较旧条例，有它显著的特点：
如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是在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对宗教工作提出的相应要求。时代特色明显。个人理解这也将是今后宗教工作的一个总定调。
在过去宗教事务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新条例做出规范和明确。如宗教事务管理的原则：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过去也有这样的提法，但条例上表述是首次，使其更具有法律条文的刚性要求，另外对宗教院校的规范管理，条例也予以了明确。比如过去提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事务不受境外势力支配，现在增加了宗教院校的内容。
要求宗教部门在工作作风上增强服务意识，体现管理与服务并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条例中列出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内容很具体，团体的工作平台得到了提升，过去团体职能的依据仅仅只是团体内部章程的行文规则，显得有点虚，不那么实，责任与权利相对模糊。新条例的规定。起到了支撑团体开展工作的力度保障作用。
作为一项单独的内容页为一章(第三章)，明确省、直辖市以上的团体才可以设立宗教院校。这能够遏制一些乱象。如地下神学院，不按章法的培养一些歪才，影响教会的健康发展(社会学历不够，知识文化储备不足，念了神学，往往是一知半解，却在教会、信徒中瞎说瞎传，影响很坏)。
另外，在学习中本人还有一点困惑想借此机会说一说。
照新条例第35条的规定，有一个“临时活动地点”的说法，虽然在这一条的最后说，“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应当符合本条例的相关规定。但如何做到，没有具体指明，特别是“临时”指多长的时间，没有确定。如果没有时限上的要求，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临时活动地点”会另一种合法的形式长期存在。而且其管理与发展，能不能在条例的框架下进行，似乎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了。
以上交流，准备工作不足，肤浅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同仁批评指正，谢谢。
不宗教心得体会篇2
20xx年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现将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自20xx年2月1日起施行。为了认真开展好宗教工作，我学习了新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条例》主要围绕六个方面进行修订，即：“两个维护”，维护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两明确”，明确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和宗教财产权属、明确遏制宗教商业化倾向。“两规范”规范宗教界财务管理、规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通过近段时间对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学习，我受益匪浅，现将我的学习体会汇报如下;
一、加深了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宗教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产生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对社会的文化、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宗教具有产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
二、加深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认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观点，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我们党之所以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基于对宗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教是意识形态范畴，是长期存在的，而且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消除，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三、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宗教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等行政事务，不能危害国家政权主权。同时要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要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宗教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
?四、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代表共产党员可以信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神论者。
五、非法宗教活动的危害有些地方非法宗教活动总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干预教育、婚姻等行政事务，强迫青少年和学生信教，教唆学生非法学经，甚至和民族分裂在一起，利用部分群众的无知，歪曲宗教教义，煽动宗教狂热，蓄意制造民族矛盾，打击和迫害爱国宗教人士和干部群众，影响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对《宗教事务条例》进行修改完善，就是要让我们宗教干部更要充分理解和掌握宗教的有关知识，要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和依法运用政策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能力，我们要更加明白熟悉和掌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认清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危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掌握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方法。
六、宗教工作努力的方向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宗教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十大报告中对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论述，结合新旧《条例》变化，对20xx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条例》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原则、精神实质等内容进行详细研究。在工作中发挥民族宗教工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管理和服务的理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巧干。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对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有效解决宗教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法律遵循。我们宗教工作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在工作中正确执行新条例精神，依法规范管理好宗教事务，为全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不宗教心得体会篇3
北欧的幸福指数被公认为世界最高。有趣的是，北欧宗教氛围单薄，信仰也没有其他西方国家那般浓厚。宗教色彩最弱的生活方式，反而造就了高品质生活。北欧这种缺乏宗教色彩的世俗生活，何以成就最幸福的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社会学家菲尔·朱克曼近著《自足的世俗社会》（又名《没有上帝的社会》）是向当代哲学大师德沃金致敬之作——大师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没有上帝的宗教》（2013），重点探讨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宗教世俗化的进程。
在德沃金看来，世俗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得西方社会逐步摆脱宗教文明秩序的桎梏；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忧喜参半的西方社会现代化之旅。这一漫长的过程，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次转型，其中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近）现代化及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一系列变革的实质在于打破权威和秩序，以理性战胜迷信，以世俗取代神圣，从而实现主体和个性的解放——这也是现代化最本质的内涵。当然，上述变革也带来负面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是现代人变得越来越妄自尊大，以为凭借理性可以征服世界，凭借科学可以祛除人类所有疾病和烦恼，并能持续不断保障社会进步和众生幸福。然而，事实表明，科学与理性并不能包治百病，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远非“世俗化”一词所能概括。
《自足的世俗社会》，[美]菲尔·朱克曼著，杨靖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德沃金关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朱克曼著作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回应。在《自足的世俗社会》中，朱克曼重点考察以丹麦和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社会世俗化现象，同时也以相当笔墨将这一现象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进行对比。在作者的家乡南加利福利亚，每三个户外横幅中至少有一个是有关“上帝、耶稣和《圣经》”的标语口号。在作者工作的亚利桑那图森市（tucson），城里巨大的广告牌林立，倡导人们要虔信上帝。除此而外，美国的广播电视节目中与宗教相关的话题内容也层出不穷：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政客，都争先恐后地公开表明甚至刻意强调其宗教信仰，而且美国民众似乎很买账。比如2004年，乔治·布什总统信誓旦旦地宣称：他出兵伊拉克，是向上帝祈祷并与上帝商讨的结果。不管真假，他的这一番“坦白”最终出人意料地赢得更多美国人的信任。在美国，常见的情形是，倘若一位政客想要取得成功，他/她不仅需要扮演定期去教堂的“虔信者”，还要时常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反之，一位无神论者若想在美国当选总统，其几率一定跟“基地”组织成员不相上下。
跟美国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朱克曼在此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田野调查”——结果发现，这里“一切都很安静”：从来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反同性恋权利”大游行，没有教堂现场安装“耶稣的atm”（为方便信徒刷信用卡捐资），没有大名鼎鼎的布道牧师在广播电台抨击败坏世风的“罪人”，也没有政客宣称他们竞选公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与“众声喧哗”的美国相比，这里既没有校董公开质疑进化论，没有法官根据《圣经》来判案，也没有大规模的反流产运动，更没有家长游说学校和市政委员会，要求从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清除《哈利·波特》。
著名的文化衫图案：《第十四条修正案》前的女孩和传教士。源自美国各地最高法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二天，一位传教士在俄亥俄街头言辞激烈地反对同性恋权利，小女生zea平静地举起了手中的彩虹旗。
作为美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朱克曼高度认同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相信宗教理想可以有效地制衡狂热的个人主义。在美国，教会通常是社区的服务中心，既提供咨询服务，也是日托所。历史地来看，教会为孩子创办学校，为病人创立医院，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在反对压迫、完善法制、维护秩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这一切使得宗教信仰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公然抨击宗教世俗化倾向也成为一些公众人物和保守派人士高调的政治姿态。比如美国基督教联盟的创建者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对世俗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宗教世俗化会慢慢地侵蚀社会的基础——如果学校董事会一意推行违背宗教信仰的世俗学科（secular science）课程，上帝的惩罚必将降临。他坚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宗教信仰，“结局将是暴政”。另一位代表人物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是一位成功的电视传教者、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创建人。福尔韦尔公然声称：正是那些推行世俗主义的美国人激怒了上帝，才导致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上帝不会被嘲弄，”福尔韦尔在著名电视节目“700俱乐部”中断言：“我坚信那些企图把美国世俗化的教外人士、非法堕胎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男女同性恋者——我要指着你们的脸说——正是你们的推波助澜才导致了恐怖袭击的发生。”
在上述基督教保守派人士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领会上帝的重要性，它将走向奴役、种族屠杀和暴行；如果达尔文和进化论在一个国家被广泛认可，道德诚信无疑将被抛弃。因此，一个没有充分信仰和精神追求的社会，终将辜负上帝，成为不法分子肆意妄为的场所，并沦为暴力和犯罪的渊薮。
jerry falwell jr.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
而朱克曼撰写《自足的世俗社会》主要原因之一——正如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所说，是“冷静地反对这样一种广受吹捧的主张：没有宗教信仰，社会注定灭亡”。朱克曼收集了大量数据，表明丹麦和瑞典是地球上宗教色彩最弱的国家，并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高品质生活。他的结论是，“社会没有宗教信仰，也能运作良好，有所成就，构建和遵守健全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体系。”
在旅居期间，朱克曼就上帝、宗教、信仰等话题，对丹麦和瑞典的149位居民进行了采访，其中若干采访片段被收录在书中。他说，寻找受访者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因为许多人坚称自己关于宗教“无话可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既不信奉上帝，也很少关心死亡或生命的意义，并对这种缺乏宗教反省的现状怡然自得。他们辨别谁是真正的基督徒，是通过特定的传统和价值观，而不是通过圣经、上帝或者繁琐的宗教礼仪。当然，他们通常也遵守一些基督教传统的文化礼仪，如洗礼、坚信礼和教堂婚礼，并认为基督教赋予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观。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放弃了对于基督教超自然性的信仰——朱克曼将这种现象称作“文化宗教”，并认为这种缺乏上帝概念的文化宗教对于造就两国的繁荣富庶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根据朱克曼的考察，从各个方面看，丹麦和瑞典都堪称是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典范：这里的社会和谐，犯罪率极低，而清廉指数全球最高；这里教育体制完善，经济发展稳健，人文气息浓郁；并且，拥有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根据伊拉斯谟（erasmus）大学路德·费恩霍芬博士（ruut veenhoven）的采样和计算结果，在全球91个国家地区中，人均幸福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而瑞典（以及挪威）等国则紧随其后。
丹麦和瑞典为何能够如此繁荣？普遍的看法可能与下列因素相关：他们人口规模较小，在过去数个世纪中与欧洲殖民大国往来贸易频繁，以及他们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些因素，通过累进税制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安全保障系统融合在一起，成效卓著。然而，在朱克曼看来，这些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与之相关的更深层因素，很可能是它们独特的气质和特有的文化，例如他们对世俗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强烈信仰。
依据各国在国内建立社会公平正义取得的成功，德国智库汉斯-伯克勒尔基金会（hans-bockler-stiftung）将各国进行了排名。不出意料的是，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宗教氛围极其淡薄的国家，并列世界第一。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宗教化社会的巨大嘲讽：当他们坚信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感——比如关心孤苦伶仃和贫病之人——必定蕴含在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等伟大宗教中时，他们从未意识到同情、善意、宽容、诚实等传统宗教价值观，当今已在丹麦瑞典等世俗化国家以道德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并在全国范围广为推行。
北欧社会
进入现代社会，宗教并非社会生活的全部早已成为共识。从起源来看，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来源，乃是出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诚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言，“在所有的信教来源中，生命的最高和最终危机——死亡——最为重要。”因为人类注定要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因为所有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害怕死亡的威胁”，所以人们转向信仰宗教以寻求慰藉——正因为宗教消除了他们对“自己终将不复存在”挥之不去的恐惧，并给他们带来了永生的希望。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话说，人类始终无法避免“死亡的痛苦之谜”——这一种恐惧导致人们产生出普遍的无助感，因此需要转向宗教或上帝寻求慰藉。
然而，在漫长的人生中，对死亡的忧虑，并非如影随形；换言之，信教只是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凭借理性的力量，人类很快将对于上帝的信仰发展成一种“超自然的补偿”。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或宗教色彩。对于普通人而言，死后就表示一切都消失殆尽，而那本就是事物该有的样子。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名著《反抗死亡》（denial of death）中提出，反抗死亡和拒绝接受死亡是人类的共性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否有可能找到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大多数人不那么担心死亡，他们接受死亡的必然性，而且不会因为知道自己总会死去而感到极其忧伤和绝望。朱克曼在丹麦和瑞典发现的宗教文化，便是最好的回答。
众所周知，当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普遍不相信来世，但这并没有表明他们高度绝望。相反，朱克曼所采访的丹麦人和瑞典人多半感到幸福和满足。他们通常过着一种富有成效、富有创造力、感到恬然自足的生活。他们会追求自己的事业：旅行、上网、建造房子、抚养孩子；他们参与各种活动，比如政治、艺术，以及慈善基金会，等等。当然，在受访人群中，有些人患有抑郁症、慢性疾病、以及其他心理疾病，并感到孤独寂寞——没有人会完全免于这些疾病和感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努力工作、热爱生活，并竭力找寻生活的意义。
长期以来，对生命意义的担忧，一直困扰着人类。如果人类只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和生物进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只是各种物理特性的混合体，如果死亡真的意味着结束，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伴随着对于死亡的恐惧，有人争辩说宗教的作用在于为“我们从何而来”、“生活的意义何在”等人生终极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答案。当然，千百万人都渴望得到答案——他们也因此转向宗教。但绝大数丹麦和瑞典人，并不做如斯之想。
在朱克曼采访的人群中，有许多人非常直白地宣称他们不相信生命存在终极意义。然而，又恰恰是这一群人安居乐业，悠闲自得，充分享受生活，根本不理会所谓人生价值和意义。这一规模达到数百万人的世俗男女的存在不仅拓宽了世俗生活的范畴，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另一种非宗教的生活方式。人类文明原本就是千姿百态，一个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地方性宗教，凭什么必须取代其他文明形态？
斯堪的纳维亚圈
在宗教气息浓郁的国家如美国，贫富差距似乎并未由于上帝或《圣经》的谆谆教诲而减小，相反这一差距却不断拉大。而丹麦和瑞典两国，不仅将财富分散到令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无法比拟的程度，而且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实实在在的福利更是高得惊人。如果一个人失业，他们不必担忧失去医保，也不必担忧住房被没收。无论多么穷困潦倒，他们总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甚至包括免费的职业培训，直到他们重新上岗。这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与传统基督教仁爱、行善（施舍）的信条相比，无疑更为积极进取，也更行之有效。这也是朱克曼在本书结论部分的重大发现：丹麦和瑞典社会世俗化的背后，不乏宗教信仰力量的支撑。只不过，这种宗教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宗教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当然，照评论家的看法，以上关于丹麦和瑞典经济繁荣背后的原因探析尽管言之成理，但它也的确是朱克曼论述中最薄弱的一环。作为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朱克曼擅长问卷访谈和田野调查，然而他对于北欧国家的政权兴替、宗教变迁等历史文化背景缺乏理解，因此其立论大多基于当下的现状，但缺乏纵深的思考。事实上，丹麦和瑞典等当今“高福利”国家的施政方针，都可以溯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路德宗传统，没有这些传统的影响就没有今日的繁荣。例如路德的天职观可以视为就业权利理论的基础——《圣经》中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路德宗教改革的出发点，而路德“信徒皆祭司”的主张更打破了人为设定的职业门槛和界限——换言之，正是新教路德宗职业道德观的影响，才造就出新型的中产阶级，而后者才是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或许只有透过世俗化的表象，方能洞穿其背后宗教文化的本质。像德沃金一样，朱克曼提出了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却需要每一位读者自己去寻找。
杨靖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原题为“是宗教现象，还是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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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宗教心得体会篇4
一、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团结协作，搞好服务
做好办公室工作，争创一流业绩，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全体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精神，学习各项教育法律、法规，及时了解、掌握教育发展的新动向、新经验，积极参加机关组织的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活动，经常性下基层开展调研，办公室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每学期都召开办公室全体人员工作会议和期末总结，明确了每个人的岗位责任，工作任务，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树立高度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和蔼、热情、耐心、细致，为领导基层单位提供良好周到的服务。本学期在落实各项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注意态度和方法，和同志们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和谐，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各科室、学校同志们的支持，落实顺利。办公室全体人员空前团结，工作气氛融洽，配合默契。每个人都能从教育局工作的大局出发，从教育局整体利益出发，互相支持，工作顺心，大家心情舒畅。
二、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突出重点，工作到位
1、做好办会、办文和办事工作。办公室工作繁琐、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办文、办会、办事。关于办文工作，我们克服人少文多的实际困难，完成局党委、教育局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五年规划以及各种会议大量的材料、领导讲话和各种计划、总结等。关于办会，全年圆满完成了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教育局学期工作会议、期末总结大会等各种会议。关于办事，主要是督促检查局党委和教育局的部署在基层学校的贯彻落实情况，即使传达领导指示，即使反馈各种信息，做到了快捷和实效，保证全局上下政令畅通。全年没有出现重大失误行为。
2、做好宣传工作。本着宣传工作为教育教学服务、为教育改革服务、为提高学校知名度服务的原则，加强全区教育系统的宣传教育工作，注重通讯员队伍的建设，全年共计在各种报刊、新闻媒体商发表稿件230多篇，被区委宣传部评为通讯报道工作达标单位。
3、信访及人大、政协建议、提案工作。坚持认真、负责处理信访工作，把信访工作作为联系群众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信访工作对办公室人员素质要求很高，既要不卑不亢、不急不慌，又要对出现的问题处理及时、果断、不留后遗症、不给领导添乱，为此，我们特别强调服务的思想，对待每一个上访人员、来电、来信都能礼貌接待、耐心答复，尤其是在招生等重要时期，每天都要接到大量的来电、来访，有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在向领导汇报的同时，协调科室，都给予了圆满解决。对于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工作，我们由专人协调，及时答复，及时与代表、委员沟通，全年共计答复18件，全部使代表和委员满意，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不宗教心得体会篇5
为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贯彻实施，深入开展宣传和实践活动，滁州市宗教事务局于20xx年2月2日举办“学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培训暨学习心得体会交流会”。市宗教局机关干部，各县市区民宗局局长或分管副局长、1-2名宗教工作干部共计30余人次参加了培训学习。市宗教局局长庆德超作了重要讲话。
本次宣讲培训会邀请滁州市法制办副调研员张凯以学习贯彻《宗教事务条例》与依法行政为主题送法制课。
宗教科科长周仕军作了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解读辅导，重点讲解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阐述，结合新旧《条例》变化，对20xx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原则、精神实质等内容进行了讲解，授课后，各县（市、区）1名同志进行了发言交流。周仕军科长对参加培训人员提出的涉及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有关问题进行认真了解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理解和认知。
庆德超指出，一是要发挥民族宗教工作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管理和服务的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二是要内外兼修，管服并重。内强业务素质，外强服务水平。三是要从严治党，合理定位、明确目标，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建好组织带好队伍，苦干、实干、巧干。
此次培训暨学习心得体会交流会活动，提高了宗教工作干部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思想觉悟，同时加强了宗教工作干部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推动了党的宗教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提高了领导干部及宗教工作干部处理宗教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通过学习，大家纷纷表示，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较好适应了宗教工作形势的发展变化，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用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加强学习领会，准确把握《条例》的精神实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积极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充分发挥宗教工作干部的社会责任，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不懈奋斗。
不宗教心得体会篇6
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刘慈欣的小说《三体》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在存在其他外星文明的宇宙中，是否存在共同的道德法则?道德是否会在星际文明的竞争中等于零?尽管随着群体范围的扩大和生存威胁的增加，的确存在着一种“道德要求的递减律”，也需要把道德律和博爱心有所区别，但从人类自身、从生存本身、也从道德律的意义和人与道德律的关系看，道德律并不会完全无效而等于零。同时，我们也还需理解人类生命的性质和尺度，恰如其分地看待人类的本性、各种生命的差异和距离，以及文明兴衰的自然节律。
康德的有关星空与道德律的名言为人熟知。他说他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思考越是深入和持久，就越是在他的心灵中唤起日新月异、不断增长的惊奇和敬畏。
在此，星空与道德律构成一种类比，一种是在外的、最为高远深邃的；一种是在内的，最为贴己深沉的。但它们都同样神秘、神圣和让人感到惊奇，感到敬畏。我们甚至可以说星空与道德律是互为支持的。道德律让人们寄望于星空的根据，星空加强了人们对道德律的坚信。星空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从来就是人可以看到的，但却又是无法触及的。即便到了科学发展的康德主要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星空也还是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它被看做是大自然或上帝最宏伟的杰作，而且与同为造物的地球、大地还不同，它是非功利的，无限或近乎无限的。在一些信徒的眼里，最能展现上帝意旨或威严的，就莫过于星空了。星空乃至就是上帝的一个象征甚至居所。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它常常就直接地简化扩称为“天”，“天”也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触及的，乃至也具有一种人格和道德的意味，“天命”是需要人努力去承担或用自己的行为使之配得的，“天意”也是要努力去认识，但即便认识不清也须顺从的。“老天有眼”是人间正义的一个根据，也是一种安慰。在具有艺术眼光的人那里，天空，尤其是星空还展示了大地上没有的一种美，一种无比浩瀚壮丽、神秘和谐的美。但现代人对星空的看法却有了一种大的转换。星空不仅离开了神意，也不再是神秘的了。道德律也同样不再那么绝对和神圣。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飞跃发展，整个世界、各个方面都在离神脱魅。如海德格尔所说：“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是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①终有一死者(人)和诸神分别栖留于大地和天空。但在技术的时代诸神开始逃离，因为诸神要呆在人不可触及的地方。现在人的观测可及的地方是无比的向太空伸展了。刘慈欣在一部想象力恢弘的科幻小说巨著《三体》②中，更大尺度的星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但却不仅是与道德律分离的，还呈现出一种尖锐的对立关系。星空不再是神圣纯洁的，而是残酷的生死竞争的战场，其生存法则甚至恰是对道德律的否定。我现在试图分析这一对道德的挑战。
一、《三体》所提出的道德与生存问题
?三体》出生伊始就注定是一部经典杰作。其立足于“硬科幻”基础上的想象力和细节描写的浩瀚、瑰丽和奇特，几无人出其右。但我认为，使之成为经典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因为刘慈欣并不只是为科幻而科幻，为想象而想象而写作，而是提出了人类生存和文明前景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重要的道德问题。他在“后记”中说：“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他并且认为：“一个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这就是我写‘地球往事’的初衷。”③我们甚至可以将刘慈欣提出的这一问题或思路理解为《三体》的中心问题或者说思想主旨，它不仅为作者所直接申明和强调，也贯穿在《三体》全书的人物和情节之中。一个热爱思考的人越是钦佩和尊重作者，就越是要重视和尝试回答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当然，这里的道德问题还是可以进行分析或分解的，看来可以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宇宙中是否有一种普遍的、不管生存物为何物，都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则?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关道德律的“强命题”。而第二个问题是：不管有没有用于所有生存物的共同道德法则，也不管其他生存物遵守不遵守，人类自身是否应当始终遵守一种道德法则?我们称这是一个有关道德律的“弱命题”。
但如此分解就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人类与宇宙其他生存物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地球人和三体人的关系看来是属于碳基生物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迫近的，还可以互通信息。但地球人和其他一些生存物的关系却不一定都是碳基生物之间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碳基生物与硅基生物、或其他不知什么基的生存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小说中提到的“神级文明”，还有刘慈欣其他小说中写到的一些极其强大的存在物。它们可能有比碳基生物远为强大的控物力量，不一定有道德、艺术和信仰的精神，但却有意志和选择。人类与它们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们的“文明”其实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明”。对有的强大存在物，我们甚或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宇宙灾难，就像我们在地球上遇到的自然灾难：地震、火山爆发，或者外来彗星的撞击等等，我们对这些灾难虽然也可以努力预防和应对，但如果避免不了，实际上只能坦然的接受，而与道德律似乎没有多少关系。
刘慈欣的《三体》及他的其他一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宇宙灾难其实很大概率不会发生——不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在人类可见的未来看来也不会发生。但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把我们的思想逼到绝境，逼迫我们思考人类文明的最终前景和道德律是否具有最大范围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有无对我们一般的看待道德律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处理人类内部的关系也是富有意义的。
换言之，在《三体》所提出的“宇宙社会学”与人类社会学之间还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但两者之间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异呢?《三体》中提出的“宇宙社会学”设定了两项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样就会遇到生存扩展与资源有限的矛盾。加上“宇宙社会学”的另外两个概念：猜疑律和技术爆炸，就使这种矛盾到了你死我活、乃至必须主动攻击的地步。“猜疑律”即便使某类生物抱有善意，也达不成相互信任，如果它无法指望自己的善意得到对方的善意回报，自己的善意就可能也不得不转成恶意或者始终的防范之心，换言之，就必须将其他的所有生存物都看做潜在的敌人。而“技术爆炸”则还使各类生存物即便对比自己弱小的生存者也无法容忍，因为弱小的对方也可能通过技术爆炸在短期内就超过自己的能力，所以，最好的办法看来就是不管其强弱与否，一发现它就主动攻击，消灭对方。这也就构成宇宙“黑暗森林”的生存法则。这样，这后两个概念就将前两项公理推到一个极端：即其他所有的宇宙生存物或者说地球外的其他文明都是敌人，而且最好要先发现对方，先发制人。每个宇宙文明在这黑暗森林中，就都应该是小心翼翼的猎手。“猜疑律”的概念将所有其他文明或生物都变成敌人；“技术爆炸”的概念则将所有的敌人都变成了需要主动攻击的对象。
在人类社会中，生存扩展与资源有限的基本矛盾也同样存在，不仅对整个人类存在，也对人类中的各个文明、国家存在。但人类各群体毕竟都是性质和能力比较接近的存在，都属于碳基生物中的“智人”，各文明、国家之间也有密切交流、建立互信的可能。猜疑率可能部分失效，科技的优势也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当然，更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和相应的制度机构等，使得今天的人类还是大致能和平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但正如《三体》中所描写的，当抵御三体人的地球联合舰队劫后剩余的几艘飞船在共同庆祝生还之后不久，当决定前往新的目的地的时候，却都发现自己的燃料、配件、食物等严重不足，所有飞船的资源只能供一艘飞船之用，猜疑链这时也就同样出现了，结果它们因为害怕对方的攻击而都互相先行发动攻击，最后只留下了一艘幸存的飞船。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至少在一些特殊的边缘处境中，人类社会的内部也会按照黑暗森林的生存法则行动。“宇宙社会学”与人类社会学有着相通的一面。
而即便人们的行为常常是内外有别的，人们对道德原则的态度而还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说对待外星人的态度可以是不顾一切，主动攻击，斩尽杀绝，那么，对自己人也是可以如此行动的。因为原则就是原则，原则就具有一种普遍适用性。如果将生存视作可以压倒一切道德准则的最高法则，那么，就可以应用于几乎一切对象和场合了。上面的人类残余飞船之间的互相攻击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不知道人之外的其他外星生存物会如何行动，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会是什么——比如是碳基生物还是硅基生物。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后面的“弱命题”。当然，何谓“遵守”，遵守“什么样的道德律”，这道德律的要求还是会因范围和生存危机的程度发生变化的，我们也还需要解释。不难注意到，即便在人类的内部，道德要求的内容和强度也是有变化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描述一种道德要求的实际趋势，将其称之为一种“道德要求的递减律”。
这种“道德要求的递减律”主要随着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是群体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一个因素是生存危险性的增加。它们之间呈一种正比的关系。随着群体的扩大和危险的增加，道德的底线要求也会下移，即也许是在趋近于零，即越来越多的是硬邦邦的实力、能力在说话而不是道德在说话。但我想捍卫的一个观点是：即道德的要求在人类那里无论如何还是不会完全消失，道德永远不会是零。伦理即便在人类到了太空也不会完全失效。
从人类关系的内部到外部，这种主体范围与关系的几个重要节点是：个人或者说自我——国家之下的群体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及其间的关系：包括国家内部的各个群体、群体与国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类及国际、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宇宙及星际关系。
自我在只影响到自己个人的范围内是尽可以高尚的，虽然一般人也都需要履行作为一个人和社会成员需要履行的义务，但一个自愿的人也可以有无限的爱与自我牺牲的行为。甚至自愿结合、可以自由退出的群体也可以有相当高尚的行为。但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对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成员就不能普遍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而一个良好或正常国家的对内决策也要考虑到这整个政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兼顾各个群体和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不能任由自己个人的高尚或爱的动机来做出决策。至于对外决策，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则除非是在涉及整个人类对非常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事务上，一般国家都会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人类在对待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也很难不秉持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随着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人类在近数十年来已经有意识的兼顾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存在，这已经表现出一种跨人类的道德力量，而且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一种纠正以往的偏颇的意义。人类在面对能力远远弱于自己的其他生命、乃至非生命的存在物的态度有一种“顾及”的态度，也说明强者并不一定要奉行无论如何要主动消灭其他存在的“生存法则”。
还有一个考量因素就是涉及生存的危险程度。作为一个人和社会的成员，个人有援助他人和同胞的一定责任，比如损失自己的一些利益让他人紧急避险的责任，但社会的伦理并不要求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他人的生命，舍己救人只是一种值得我们钦佩的、自我选择的高尚行为。在一个政治社会内，个人是可以在自己的生命遭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正当自卫的，但却不可以过后自行复仇而只能交付给国家法律去制裁。一个国家在遭到入侵的时候自然应当奋起反击，但是否能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则大可质疑，而即便开战以后，武装力量也不应杀害对方的平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这些都和生存究竟受到多大的威胁有关。
所以，我们需要首先仔细分析“道德律”的内容，需要严格区分高尚的自我道德与基本的社会伦理，区分高尚的爱和道德的责任。
有关如何区分这样“高尚的爱”与“道德的责任”，或者说“爱心”与“道德律”，我们可以现成的以《三体》中的两个主人公为例。第二部的主人公罗辑可以说是坚守道德律或道德责任的一个典型，罗辑开始并不想充当救世主的角色挽救地球，他只想有一个爱人，一个家，有自己的一个好的生活。但是，一旦责任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就承担了这一命运，努力寻找到了能够威慑三体人的办法。他意志坚定，孤独坚守，最后连他挚爱的妻子与孩子也离他而去。他在该有情的时候柔情无限，该无情的时候也冷酷无情。他知道“同归于尽”的威慑有莫大的风险，但这也是唯一的挽救地球人的办法，甚至也是遏制和保存三体人的一个办法。他坚守的是一种底线伦理。
?三体》第三部的主人公程心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爱的化身，但她的这种爱不仅是对弱者的怜悯的爱，它本身似乎也是一种软弱。她的这种爱看来只宜用于自我或自愿的小团体，而不能用于大的、具有一定强制力——也就是说抉择人要替代他人选择的群体。结果她两次在人类生死攸关时刻所做的选择对人类造成了重创以致最后的毁灭。她以为她也是在追求责任，但实际上并不是，而主要还是一种怜爱，而且是软弱的怜爱。
所以，罗辑的选择可以说是承担起一种道德责任，是遵守一种道德律，而程心的行为却并不如此，当然，我们也不可否定，一种恻隐之心也是道德的动力源头，爱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种恻隐之心的爱在罗辑那里也是存在。但是，还必须加上坚强的意志和理性，听从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的呼声，才能说是真正遵守一种道德律。这也正是《三体》的一个重要意义：它大大开拓了我们的想象，但也让我们明白应该放弃一些玫瑰色的童话。一直有一些科学家在警醒人们，不要浪漫的幻想外星人会对人类友好甚至热爱，甚至不要幻想我们一定能够和他们顺利地沟通和说理。《三体》可以加强这一警醒。其实对人类自身来说也是这样，刘慈欣冷峻地描述了生物本性和宇宙现实中无情的一面、描述了人的本性和现实处境，我们大概也应放弃一些自身的对完美社会的浪漫幻想，放弃一些非常高调的，但也不着调的所谓“道德”。
但是，《三体》所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是在虚拟一个极其边缘的处境中提出这个生命挑战的问题的。这个问题极其遥远，或者说，假如它突然发生，这发生也是一个极其小的概率。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努力是否就要围绕着这个极小概率发生的事件来进行安排?那样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就要为逃生概率极小的前景而马上破坏现有的道德规则?就比如，前面所说联合舰队劫后剩余的几艘飞船的资源即便都集中到一艘飞船，它逃生的希望也还是非常渺茫，难道为了这一非常渺茫的希望，它们之间就要开始自相残杀?概率太小的未来事件不应成为我们现在行为的主导。太遥远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现在就要花大力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果还涉及颠覆我们现在生存的道德基础的话。
二、为什么还要坚持道德律?
?三体》是“地球往事”的三部曲——其实也只是片段的、地球人最后阶段的往事：即地球人在其21世纪开始的近四百年里，遇到了被三体人威胁和进行摧毁性攻击，而最终还是连同太阳系被不知来自何处的降维攻击毁灭。一开始，人类经历了危机纪元的二百多年，那时主要是地球人和三体人缠斗。而三体人或是进化得更早，或是在严酷的环境中开化更迅速，他们在技术上大大优越于地球人。他们在得知了地球人发来的信息之后，出动了飞船舰队要打败地球人，向地球移民。这一强大的舰队将在四百年后到达地球。人类初期除了主流防御计划，还有一个面壁人计划。被挑选的四个“面壁人”可以独自冥想克敌制胜的计划，然后不加解释地使用大量资源来实施其计划。
地球人精选的“面壁人”看起来是主张抵抗的胜利主义者，但其实骨子里全都是失败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位，一直以极其坚定的胜利主义者面貌出现的章北海其实也是失败主义者，他们都认定技术和实力的差距是绝对的差距，事实也的确如此。当然，失败主义也并不就意味着完全不试图抵抗就投降，而可能是逃逸，但能够逃逸的只能是很少数。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无法逃逸，他们用什么来抗衡三体人呢?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实力差距太大的弱者无法战胜强者。当然，由于这时他们面对的还是一个差距很大，但差距还不是大到对方也不是全无弱点的敌人，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并利用这一也是命门的弱点，就还可能实施一种保证“同归于尽”的威慑战略。建立这样一种“恐怖平衡”，似乎是弱者最有可能生存的策略了。
而在这危机期间，因为人类开始只考虑如何防御攻击而生存下去，这些计划耗尽了人类文明的绝大多数资源，导致中间出现了一个“大低谷”的时代，人类甚至曾经陷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但后来大多数人不想集中几乎所有资源来对付三体人之后，转而要“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也就是转向一心发展经济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样反而又有了一个“技术爆炸”；地球虽然表面沙漠化，但建立了漂亮壮观的地下城；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许多，而太空防御的技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类有点自负了。而其实还是强弱悬殊，在对三体人的战争中，仅仅三体人的一滴“水滴”(一种小小的强互作用物体)就让地球人庞大的联合飞船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
小说中写道：三体人先知道，后来地球人也知道了太空的“黑暗森林法则”：只要谁暴露了自己的坐标，迟早就一定会受到不知来自何方的敌人的毁灭性攻击。在这样一个黑暗森林中，每个文明都是小心翼翼的猎手，尽量地不暴露自己。罗辑终于找到了发射对方坐标的办法，建立了对三体世界威慑的60年，这一期间地球还得到了三体人的科技输入。这是这四百年中最好的时代，人类社会科技空前发达，也“空前文明”，但这后面却是“一人独裁”。而程心接手罗辑成为威慑的“执剑人”之后仅仅15分钟就丧失威慑的两年，对人类则是活得最悲惨的两年。两年后，三体人的坐标终于还是被游荡在外空的人类飞船万有引力号发射出去了，三体世界不久被毁灭了。但地球的坐标也同样保不住了。坐标发射之后的广播纪元的60年，重新获得喘息之机的人类则试图重整防御和重振科学技术，这时的敌人已经不是三体人了，而是几乎整个宇宙的可能攻击者。人类有了掩体计划、黑域计划和时断时续的光速飞船计划以图求生。但最后还是完全无法抵御将太阳系变为二维的攻击，太阳系不断的沉落为巨大的一幅二维画面，只还有寥寥几个人类的剩余逃逸出来，飘荡在太空中。
人类置身在这样一种生存险恶的宇宙环境中，是否还有道德存在的余地呢?面对幽深莫测、但却可以直接迅速的互相作用的太空，人类文明现在是到了星际关系的范围，到了动辄以光年衡量距离，以亿年衡量时间的尺度上。不知其名的敌人有强大的能力能够瞬间毁灭人类，这时对人类道德的要求是否还是存在?道德的底线要求肯定还会递减，但是否就完全等于零?
康德的道德律的“绝对命令”只是考虑到了用于“所有的理性存在物”，在他的心目中也就是人类。现在却是出现了一个如此险恶的外星世界，人类此时还应不应当遵守一种道德的律令?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莫大的挑战。但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还是肯定的。当然，正如前面的“道德要求的递减律”所述，道德要求的强度会有所降低，或者说，道德的核心部分会收缩范围，但它们又和前面所述的各个关系点上的道德是核心相通的。道德还是有一个极小的坚固内核，还不会是等于零。下面我就尝试提出人类应当仍旧遵守道德律的几点理由或论证。
首先，这还是为了自己，为了人类。人是合群的动物，必须通过合作才能有进步。而这合作的规则就植根于道德。可以设想，如果生存可以完全摒弃道德成为最高原则，任何个人或群体只要事关生存就可采取一切手段。那么，人类自身不要说“技术爆炸”式的发展，内部即便是维持低度的发展乃至存续也大成问题。或者有人说，不是可以内外有别吗?但是，如果说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了道德的原则，如果说在星际关系中可以推翻道德的原则，在人类关系中不是一样也可以推翻道德的原则吗?我们很难说这不会影响到人类的内部。就像建立起来对外防御三体人的联合舰队，当侥幸逃脱的几艘人类太空战舰为了有限的资源争夺的时候，就开始了互相摧毁的攻击。一种对外的原则也就影响和延伸到了内部。
其次，这也是为了生存本身。生存的确无比重要。其实道德的核心内容也就是保存生命，但是，道德就意味着，不仅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在一种较低程度上兼顾其他群体的生命，甚至尽可能地保存其他的物种。也就是说，道德的第一要义就是“生生”和“止杀”。要想抗过三体人的毁灭性攻击而求得人类的生存，需要人类有坚定的责任感和道德的精神，另外，也不是没有这一可能，双方不仅需要在毁灭性的攻击之前达成一种各自的大群不想被毁灭的“恐怖平衡”，还可以考虑努力通过交流，寻找办法，从“恐怖平衡”各自退后一步，再退后一步，这也就需要一种道德的精神。
事实上，在《三体》中，人类在星际冲突中走向自己最后的四百年中，之所以没有迅速的毁灭，还是依靠了内在强固的道德格准的。比如说冬眠的维持，冬眠需要体外循环系统和及时唤醒，罗辑冬眠了185年，经过了那个人类资源极其匮乏、生存极其艰难的“大低谷时代”，但即便如此，他和他的妻女、同伴也没有被弃之不顾，而是被保存完好的唤醒，甚至他们近两百年前的存款及其利息还被计算得清清楚楚地可以照付。所以，如果没有一种强固的基本道德，那么，“外星人”也会大量出现在人类中间，不用等到外星人来灭了人类，人类早就自己把自己给灭了。
最后，我们的确可以承认，归根结底，遵守道德律这也是为了道德律本身，为了道德原则本身，为了人的精神和尊严本身。人类是除了肉身，还有精神和意识的动物。精神是唯一有异于物质的东西，我们也许还可以说，精神是唯一可以与物质抗衡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在外星，比如，硅基生物那里会不会有这种精神，但我们确凿地看到，在人类中是有这样的精神的。它似乎十分弱小，我们甚至还不清楚它产生的奥秘。人的高出于其他动物的尊严就在于他不是完全为谋生的动物，不是完全功利的动物，完全技术化的动物，就在于他能够以他似乎微弱的精神意识抗衡无比庞大和强悍的物质世界。也正是这一小小的精神意识，使他能够不仅意识到死亡，而且能够坦然地去死，高贵地去死。如果是面对实力悬殊，不可避免的死亡，那么，为什么要哭哭啼啼、惊慌失措，甚至自相践踏?为什么不高贵的死呢?不像一个不仅拥有肉体、还拥有精神的人那样去死呢?人终归有一死。人类也终归有一死。生存在某种意义上也无非是延长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到来的时间而已。这种延长就那么重要?值得我们牺牲一切，包括牺牲让我们有尊严的精神?如果一定会走向死亡和毁灭，那也就不妨在努力抗争之后从容地去死，安静地去死，接受命运的安排，体面地退场。就像《三体》中的主人公罗辑那样。如果是就只是认定生存高于一切，他是可以随着那艘逃离太阳系的飞船而继续存活下去的。但他没有做出这一选择。而是选择留下来和地球人一起终结。或者就像史强一样，不去多想，只是履行职责和做人的本分，过好日常生活，最后坦然消失，不知所终。
所以，群体的范围越大，越是掉到生存的底端，道德的要求可能越会趋近于零，但却还是不会是零。因为生命不会是零，存在不会是零，或者说精神不会是零。存在存在着，在在。总是会有一种看似极其微弱的精神意识在抵抗着所有压迫过来的物质存在——无论它是多么强大。从这种意识中既然能够生长起发达的认知和控物能力，也就能够萌生出一种发达的道德力量。道德也许经常失败或失效，但永远不会消失和无效。
三、生命的性质与尺度
我现在还想对《三体》中所述的“宇宙社会学”和“黑暗森林生存法则”提出一些疑问，因为这涉及其对道德提出的挑战的前提，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生命的性质和尺度。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而生存的资源不会无穷无尽。有限的资源和各个文明的生存总是会发生矛盾，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不会消失的矛盾。但是，认为文明会不断地增长和扩张并导致各文明之间的生死冲突却有一些问题。文明自身有萌芽、生长、扩张的时期，但也有停滞、衰落，最后走向灭亡的时期。即便没有其他的文明外敌入侵，一个文明最后也会衰亡。至少我们从地球上可以观察到，不仅人类的一些文明，还有一些群体，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种是自生自灭的，或者说遇到了自然的灾难，而不是遇到了蓄意的攻击。而一个文明即便在其扩张期，也往往还是能够与其他文明共存。
而有猜疑也就有相信，猜疑只是互信度不够，但还是期望着信任。通过一定的交流也不是全无可能获得互信。总之，猜疑律并非一个铁律。连三体人也还相信程心的善意——虽然也许是过度的善意；否则，他们也就不会铤而走险了。至于技术爆炸，也可以有一个恰当的判断，有些技术的差距是在某些文明的“有生之年”绝对无法赶上和抹平的，还有些差距不可能改变是因为进化的方向完全不同。另外，有技术爆炸，同样也有技术停滞，甚至技术毁灭，技术毁灭的速度有时可能要比技术爆炸的速度还快。如果任何一个文明都不仅要消灭一切现实的敌人，而且消灭一切潜在的敌人，甚至消灭可能还处在刚刚萌芽状态中的可能敌人，那么，它们还怎么求自身的发展。如果这成为一个普遍的状态，未来可能很强大的文明大概也都在萌芽状态中就被消灭了。我们还是从地球上的经验观察：各个文明可能更多的还是会考虑自己发展的事情，而不总是考虑自己如何为了生存先发制人地攻击他者。
至于“黑暗森林”，我们就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对森林的经验，想象森林中会发生的一切事情。森林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生命(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文明”)，他们基本上是各得其所，对不能构成自己食物的其他生命几乎是不屑一顾。即便是同类，都是动物或都是大型动物，我们也可以考虑动物在森林里会做的一切事情：采摘、捕猎，玩耍、结伴、休息，单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总是想灭了对方的进攻和防御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的，捕猎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攻，但是，这是以谋食为目的。没有什么目的的，不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的进攻和消灭是很少有的，尤其是像《三体》中“歌者”那样任意挥洒的消灭星球其他生命坐标的行为是几乎没有的。所以，宇宙的“森林”大概也没有那么黑暗或总是黑暗，宇宙文明不会总是一种“生存死局”。
而且我们尤其不要忘记距离。森林中的生命还是密集的生活在一起的。而我们却需看到宇宙空间的宏大和各种外星文明或生存物之间的遥远距离——在人类已经达到多少万光年的观测范围内，我们到现在也还没有确凿地发现一个其他的类地文明。我们就更没有发现由另外一个文明星球攻击而遭毁灭的文明星球。有的星球的寂灭看来是出于自然的原因。当然，我们的知识还不够，也可以说这后面可能也有攻击。但设想宇宙在自然地运行、在自然地新生和毁灭，总比设想宇宙中到处充斥着攻击和毁灭的诸种文明意志要可靠得多。
世界是广阔无垠的。我们所写的“世界史”还只是人类活动的世界史，我们所说的“宇宙史”还只是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史，而它已近乎无限。宇宙有膨胀，也有坍缩；有爆炸，也有热寂。星外有星，天外有天。
如果想象世界是有限的，是有边界的，那么，人们会问：在这边界“之外”是什么?如果说是虚无，那么，“虚无”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所见的宇宙源自一次宇宙大爆炸，说时间有开端或者说之前没有时间，那么，人们也还是会问：在这“之前”又是什么?“没有时间”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所能观测到的宇宙大大扩展了我们的空间观念，但它也还只是我们所知的宇宙的一个很微小的角落，我们所能影响和触及的世界就更小得是微乎其微了；但另一方面，不仅想象整个世界的有限是难的，想象无限也是难的，想象无限近乎想象上帝。我们可能是处在那无限的世界的伟大的、永恒的循环之中的一个之中，但我们也不知道这循环是什么，更不知道在循环的那个点上。
但不谈整个世界时空的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也不谈如果是无限，这“无限”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或如何理解的问题。涉及任何具体的存在，它们则确凿无疑都是有限的。各种物体和生命各有各的有限，各有各的生命的尺度和范围。人类也不例外。也许真的在宇宙的另外一个更高层次，或者另外一些高的维度存在着“诸神级别的文明”的生死大战，但既然“你们是虫子”，④我们的大战，与你有何相干?或者说在地球上的微生物那里，也存在着生死大战，互相吞噬，但假如他们真能对人类说话，大概也会说，“你们是巨人”，我们的争斗，与你有何相干?
从人的肉身来说，甚至也从人的认知和技术能力来说，人都还是渺小和脆弱的。但就像帕斯卡尔所说，人真正伟大的可能正是他的一点精神意识，是人知道自己有死，个体有死，人类也有死。如果说还可能有比星空、比宇宙更广阔的，那就是我们的心灵或者说精神意识，人的意识可以询问和思考我们所见和所及的这一切，人还可以越过观测和推理所见的范围，思考宇宙大爆炸之前、银河系之外，思考我们所知的宇宙的之前和之外，思考整个存在。我们的精神意识还可以思考无限，以及这无限和有限的关系。人还是会渴望无限。但这不应妨碍我们同时也还认识到这有限，甚至应该同时保持对这有限的认识和对无限的热望。这也是我们肯定道德律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如果说人还是很伟大，还是很了不起，不是因为他有死的肉身，甚至也不是因为他的日益发达的认知、计算和技术能力，而是因为他的道德和信仰的精神。
人尽管微小，还是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尺度上生生不息，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不少人不想这些，就像《三体》中所写，许多人一生也不向尘世之外望一眼。像史强这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也基本上全是面对日常生活。他们是对的。当然，思考这些的哲学家或宗教家也是对的，甚至更对，但想过之后他们也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其中的问题。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控物能力，但我们的能力总是会有一个限度。我们不做完全在我们能力之外的那些事情，不做绝望的事情。
不管科技如何发展，我们所知宇宙的奥秘，地球上生命的奥秘，还有人的精神意识的奥秘依然存在。我们可以描述和解释这过程，但无法解释其后的最终奥秘，经常只能说它们的产生极其偶然，是无数偶然条件的一个很不容易发生的偶然配合，就像《起源：万物大历史》的作者克里斯蒂安所说的“金凤花条件”。而这偶然同时也是个幸运，我们人类的幸运。而这还只是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奥秘。还有我们目前所不知道的世界的奥秘。更高的超验存在问题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推远，远到这之间有足够多的自然奥秘还需要我们的科学去发现和忙碌。
?三体》是一部迷人的科幻小说。但科幻毕竟是科幻，科幻的美好也主要在其奇妙的想象力。虽然它用星空的想象来质疑道德律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人可以将各种条件在想象中推到极致来检验各种理论，但我认为这种检验并没有否定道德律的理论。而即便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在实践中也无甚意义。因为按照我们人类的生命性质和尺度，我们主要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生存和发展。
注释：
①海德格尔：《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孙周兴、张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0页。
②刘慈欣：《三体》，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年。
③刘慈欣：《三体》，第300-301页。
④这里是借用小说中三体人的一句话，但他们和我们其实还都是属于碳基生物，悬殊还没有那么大。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2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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